www.msc66.com_www.msc66.com-【理念知名】:摩根大通:“新兴市场有很多利好因素”

www.msc66.com_www.msc66.com-【理念知名】

2019-11-15 04:55:52

字体:标准

  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

  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

  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

  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

  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

  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

  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

  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

  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

  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

  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

  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

  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

  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

  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

  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

  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

  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

  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

  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

  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

  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

  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

  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

  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

  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

  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

  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

  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

  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

  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

  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

  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

  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

  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

  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

  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

  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

  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

  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

  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落户新政能否在今年完整落地?学者:改革任重道远#标题分割#资料图。记者刘冉阳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孝光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对各类人口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均进行了提档升级。  过去几十年户籍制度变革中,每次新文件的出台均引发热议,此次《任务》出台,有媒体评论其“足以改变国运”,是“对盘桓数十年之久的户籍壁垒的最重一击”。  多名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落户新政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过去户籍政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打开城门  《任务》要求,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黄匡时认为,Ⅱ型城市是我国城区人口分布的主体所在,取消这类城市的落户限制,会使很多城市达到修建城市地铁的人口规模最低门槛,或将引发城市新一轮的基础设施投资。此外,还会让不少2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升级为300万~500万的Ⅰ型城市。  据有关机构估算,目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城市一共65座。其中,石家庄市早在《任务》出台前便已行动,在今年3月取消了在城区、城镇落户条件限制,成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中,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城市。  《任务》对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13座Ⅰ型大城市提出的要求则是,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即便是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落户政策也有所变化。《2018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  这种一城之内的差别化落户方法未在今年的文件中出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看来,在一个城市内部还要区分城郊,看上去是一条过渡路径,但会衍生将来制度如何并轨的问题,并不具备可操作性。  针对超大特大城市,此次政策强调的是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任务》公布之后,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向媒体透露,今年积分落户政策不会有政策层面的调整。  一直严控的上海则立即表态将放松。4月10日,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上海站情况通报会上,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朱民表示,正积极谋划户籍制度改革,“上海户籍打分制度将进一步优化,针对特色人才将制定相应引进标准,同时进一步放宽外籍优秀高校毕业生在上海就业”。  “过去几年上海外来人口流失过多,此番调整一定意义上是在纠偏。”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的落户新政相比以往明显细化,按照这个趋势,“明年还会更加放松”。  虽然此次政策发布引起强烈关注,但在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原司长徐林看来,此次政策并无太大突破,只不过“说得更具体一点罢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发改委规划司出台的城镇化规划,都会对落户政策提出新要求,但是各地没完全按要求去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而外界关心的另一点是,户籍政策为什么会选择当前的时间节点放宽。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通过行政力量抑制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然后引导到中小城市的政策导向,被证明很难带来相应的回报,相反却在一些地方带来严重的债务问题。”陆铭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再加上经济面临下行的局面,迫切要求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这给决策者带来调整户籍政策的压力。  与此同时,正如《任务》所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出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城镇化程度的计算上有户籍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两个指标,两者差距越大,说明非户籍人口比重越大,容易造成“不稳定城镇化”的现象,这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难题。  而现在,中国已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情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两者数据相差达到16.21%。另外,2018年末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数量高达2.86亿人。  在户口未全盘放开之前,中央政策对“重点群体”的强调和各地方城市在抢人大战中对高学历人才不约而同的落户优待,使得不同群体适用着不同的政策指向。具体而言,过去户籍向高学历人才倾斜,而低学历人群想要落户城市则困难重重。  在此背景下,严跃进认为《任务》出台意味着城市在后续类似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落户方面,不光不会设置障碍,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予各类激励措施;另一方面,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对农民工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表述被写进《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业转移人口中,农民工群体占比最重,是这两年加快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重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其中进城农民工有13710万人。但是因为担心农村权益的保障问题,大多数农民工不愿在城市落户。  对此,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曾公开表示,现阶段农民进城落户定居,是否放弃承包的耕地、草地、林地和宅基地,必须完全尊重农民意愿,不得以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现在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实施者们都转变了观念了,但是政策的接受者观念没转变。”户籍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王太元说。  据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研究显示,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如下格局:一二线城市常住人口持续大幅流入,三线稍有流入,四线基本平衡,五六线持续净流出。他推断,未来新增的城镇人口约有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偏大的城市人口流入,偏小的城市人口流出。陆铭认为这在宏观上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通过劳动力流动获得就业机会的改善和经济收入的提高,是世界各国通行的规律。“前些年国家试图用行政管理的手段去扭转这个趋势,被证明是螳臂挡车,现在思路调整过来了。”

责任编辑:www.msc66.com_www.msc66.com-【理念知名】社友网: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继续阅读

热新闻

热话题

热门推荐

关于我们 联系我们 版权声明 网站地图
百站百胜: 野村:下调周生生目标价至14.8元维持买入评级 央行:变造冠字号码人民币发行70周年纪念钞属于假币 宗庆后:娃哈哈未来将考虑上市 “伊代”致莫桑比克534人死亡已确诊5起霍乱病例 李宁:非凡中国附属出售公司6.8%股权 前10强房企今年首季1904亿拿地万科融创绿地排前三 绿城服务去年多赚25%惟急跌6%失守多条平均线 华为手机去年发货2.06亿台成公司第一大收入来源 有人涨停有人闪崩今天汽车产业股“大地震” 爱回收自说自唱的“霸王条款” 《师父》为年轻人\"充电\"大张伟刘宇宁拜师\"取经… 想减肥却管不住嘴?试试训练大脑回路抑制食欲 为脱欧协议做最后一搏英首相或确定辞职日期? 任职3年半后中国驻科特迪瓦大使唐卫斌即将离任 委总审计长宣布瓜伊多15年内禁任公职美国:荒谬 菲尔德·迪菲:隐私是一个机制但不能够作为一个借口 MLB新赛季将全面开启美联三足鼎立国联群雄并起 恺英网络实控人\"失联\":自称不懂游戏曾收购贪玩蓝… 孟宏伟被双开:纵容其妻利用其职权搞特殊 小摩:远洋集团降至中性评级目标价下调至3.2元 粉丝加起来比美国总人口还多的卡戴珊们是怎样影响时尚圈的 又一大中锋赛季报销!场均10分马刺系内线治脚 Lyft上调IPO定价区间至70-72美元:预计周五登… 2019年4月1日“数”说中国经济 武磊:语言不是大的障碍好球员之间用足球交流 除了被“偷听”声音还可以“出卖”你更多 9岁女童遇害后遭抛尸,嫌犯“甩锅”给游戏 中国新华教育去年盈利2.56亿人民币派末期息4.77… 启动D轮融资承接链家外部股东贝壳找房冲刺上市? 里昂:潍柴动力目标价升至17.32元维持买入评级 詹姆斯致敬波什!他用野兽出色和杰出形容他 闲鱼上卖仿制茅台阿里\"灭绝师太\":抽查发现会关… 被手机厂商插了一脚家电企业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佐力小贷飙升25.86%暂连涨两日累升五成 安徽一医院原院长被查曾向市委书记行贿谋求升迁 陆股通净买入超百亿A股市值暴增2万亿 全新宝马M3或9月亮相最大功率超500马力 孕婦牙痛免煩惱顧好口腔保護胎兒 2019年3月27日期市交易提示 半场-汪嵩机敏破僵局黄博文伤退苏宁1-0领先卓尔 银联商务丹东公司负责人诈骗6百余万获刑13年半 雅芳证实被收购传闻:百年品牌如今失色出售广州工厂难止… 被卷入胜利丑闻陈柏霖不撇清关系多次称是朋友 强生VS辉瑞:哪一家制药巨头的股息率更高? 郭平谈企业业务:对手收入是华为13倍还有成长空间 怎么回事苏明玉?姚晨发文称自己居然挺想苏家人 马来西亚为何看中了中国战机性价比远超欧洲装备 张雨绮与经纪人挑战双下巴自拍发文嘚瑟很调皮 Lyft亏损上市华尔街质疑按需服务公司盈利能力 她49岁“高龄”怀上第四胎? 惠生工程去年盈利5630万人民币派末期息0.43分 石药集团:全年收入增长36%成绩单成色几何? 三届中国杯5场比赛0进球末战再输就将遭千夫所指 我什么时候会死?人工智能将预测慢性病患者死亡时间 “斗鱼”不到半年投诉23次要“虎牙”下架 雪佛兰全新创界/创酷将于上海车展全球首发 火药味渐浓俄刚出兵委内瑞拉美国一连串反击来了 中国页岩气勘探再获突破:四川探明千亿方级大气田 调查:谷歌连续4年被评为在巴西最具影响力企业 传无人机制造商亿航推迟赴美IPO:转而私募2亿美元 俄将于6月制定人工智能战略年内通过第一部相关法律 欧洲各国缺乏协调的应对措施欧银别无选择再次介入 瑞声科技挫近2%三连跌暂最差蓝筹 三场1球未进!人和进攻顽疾仍在二年级魔咒难摆脱 范加尔炮轰曼联大佬:背后捅我一刀耍了我6个月 支付巨额费用美媒称韩国为美军基地大幅扩建埋单 收益率曲线倒挂:这个经济衰退的先行指标可靠吗? 国通快递副总裁:每天亏200万总亏十亿停工节约成本 直径15.6米核电站上的巨型环是怎么造出来的? 范大将军预言成真!中国输完泰国真的又输给了越南 一数据看本赛季骑士多菜!一人竟顶他们全队 郑晓龙评价朱一龙表演称选角时不在意是否有流量 徐晓亮:诺如病毒事件倒逼复星将已有系统全面升级 中国多所大学教学楼里发现金矿?均为谣言 创美药业去年净利润为4476万人民币派末期息0.30… 德银:上海医药目标价降至22.7元维持买入评级 一个被“炮损”苗寨的“搬迁”僵局 女神裘莉穿白衬衫配大红唇,44岁的她气质太仙了 联储官员回应降息疑云:保持耐心近期不可能经济衰退 阿里大船转向,昔日明星聚划算得跟上 辽宁球迷看了要沉默!福建发布凶残战前海报 宁静凌晨晒海边采风照神秘男子“牛仔”背影抢眼 硬苹果,软苹果 砍59分球队狂输33分!科比接班人or数据刷子 杜兰特欧文今夏一同去纽约?他为此赌上一套房 聚焦近视难题,规范近视管理:《近视管理白皮书》今天在沪… 自称名校毕业任职高管男子在婚恋网骗上千万被抓获 姚晨倪大红表演太催泪《都挺好》结局获网友点赞 萨拉赫回击批评:双重标准评判我我不在乎进球 调查:英国金融业前景展望降至2008年以来最低 新京报:打击流量造假需要全平台治理 美裁定孟山都除草剂致癌专家:未基于科学结论 “非洲阿里巴巴”Jumia即将赴美上市筹资约1.9亿美… 动刀摩根大通土耳其的里拉保卫战 三个月过去你的ofo退押金排号前进了多少? 波音修复程序后打包票,英媒:那就是默认咯 顺丰控股:快运业务今年营收将迈入百亿级 西部第二主帅确认将开始进行轮休不再追榜首 华泰策略:A股分子分母两端仍在“纠结期” 患有高血壓糖尿病老婦被蚊子叮一口險截肢 皇马锁定英超两大天王巨星!阿扎尔+利物浦黑煞 大麻市场仍然被低估,Cronos的强劲增长才刚刚开始 北京昌平延庆平谷已飘雪市郊3条公交采取措施 吉利帝豪GLPHEV官图发布第二季度上市 作为最高的大麻股Cronos究竟有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创维数码下跌6%跌穿10天及20天线首三季赚4.2亿… 射击世界杯中国队无金入账再添三张奥运入场券 41届巴黎真实电影节落幕《完美现在时》获提名奖 郑嘉颖自曝儿子脾气像自己:你叫他往东他就去西 索帅谈转正:梦想中的工作盼带曼联持续辉煌 特斯拉上调ModelY售价在预订三款均上调1000… 雷军:在国内发布5G手机主要决定于中国移动 大摩警告:投资者不要对通用的无人驾驶期望太高 离别“哥哥”张国荣16载,人间4月又重来…… 积分比例“红线”划定车企“追分大战”开启 鼎好大厦易主:折射中关村电子大卖场16年兴衰 华为2018年销售收入7212亿研发费用占其比重14… 江苏响水爆炸十日祭:养蜂人一家的逃生迷茫和希望 王小帅回应朋友圈宣传电影:就是想说喜欢的多推荐 不雅视频被指是浙江某区人武部长当地纪委介入 工业富联上市首份年报:全年净利润169亿元人民币 招银国际:国银租赁维持持有评级升目标价至1.9元 女白领靠健身解压如今身材逆天堪比超模! 德拉吉称欧洲政策工具充足离岸人民币跌破6.73 一数据看本赛季骑士多菜!一人竟顶他们全队 英国百万民众大游行:停止脱欧网上签名超450万 粤媒怒批:国奥晋级难看且不及格10个月能做什么 2019年春季发布会后苹果悄悄给2015款机顶盒改名… 個資疑外洩二胎蟑螂上門?桃市府否認 万科企业配售2.63亿股H股筹77.8亿全部归还境外… 麻省理工原来你和美国国防部是“老铁” 律师一条推文让耐克蒸发94亿15分钟后就被抓了 徐嘉余:成绩放国际太菜了水感算“国内教科书” 山水水泥突成交急增飙升16.49%主动买盘71% 谢霆锋受访称曲奇致癌成分很低媒体很不公平 业务多元化的计划能否助力苹果市值回到最巅峰? 张紫妍事件进展:前《TV朝鲜》代表常与张紫妍通话 中国宏桥3月25日回购800万股耗资4483万港币 性侵未成年人前科人员将无处可逃新系统一键筛出 国际奥委会批准韩朝建联队出战2020东京奥运 股债汇三杀的土耳其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陕西副省长陈国强被免曾为赵正永“大管家” 国金策略:4月积极可为聚焦消费与成长两条配置主线 华泰证券:国药控股重申持有评级目标价35.4港币 直径15.6米核电站上的巨型环是怎么造出来的? 國安基金最高曾用1200億 財長盼保持現有規模 马斯克发特斯拉卡车“运货”画面期待投入生产 天津港发展去年少赚44%派末期息2.79仙 “胖手指”再现身路易威登上演V型反弹欧股收低 辽宁球迷看了要沉默!福建发布凶残战前海报 皇马对姆巴佩死心吧!不敢得罪巴黎巴萨也惹不起 惨!大巴黎男女足欧冠皆遭绝杀王霜造乌龙难救主 泡椒曾了解过湖人内部运作然后与雷霆续约了 虎扑App遭全网下架原因未知 阿里王帅:领导境界决定企业未来恶意中伤伤不了阿里 赛季报销!赛季没打几场这可是联盟第一中锋 胜狮货柜去年多赚七成四股份现涨近4% “缩表”之变对海外中资股影响如何? 为什么说苹果还做不好内容服务? 《都挺好》大结局: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活成苏明玉 巴基斯坦军方松口不再否认F16参加空战击落印军机 超魔兽!NBA单季扣篮第一人他是会飞的DPOY 欧洲MTV音乐奖将在西班牙塞维利亚举行 永达汽车年度净利降17.3%至13.25亿元末期息0… 向佐自曝求婚成功,与郭碧婷将“闪婚”?手上超大钻戒实力… 美剧《哥谭》曝大结局海报少年蝙蝠侠终于崛起 何小鹏:目前电动汽车发展仍处于成长期 干细胞中的“年轻因子”被找到 梨山國中小疑似食物中毒檢體已送驗加以釐清 苹果与高通专利侵权诉讼案再起波折 酒店加盟获利下的隐忧:格林豪泰等频发加盟商\"内斗\" 一孕傻三年?张歆艺揣手机下海被袁弘吐槽智商掉线 61岁赵本山与儿子直播互动,头发花白,网友直言看起来像… 曼联大将:我讨厌说穆帅坏话的球员梅西史上最强 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复:同意兴建瑞金机场 隋文静韩聪:打破“悲惨”的笼罩我们喜欢战斗 明星多得数不过来,并不是这场演唱会伟大的理由 比伯愚人节捏造妻子怀孕连发三帖成功戏弄粉丝 彭于晏主动私信示爱粉丝?本尊澄清:是账号被盗 韩媒:朝方部分人员25日返回韩朝联办恢复办公 澳洲房价还要跌7%?瑞银客户很悲观…… 飞人刘翔喜提“小小翔”?三年无子网友干着急 中微半导体、优刻得等科创板拟上市企业完成上市辅导 如何看待美债收益率曲线倒挂?这是高盛的观点 首批虚拟银行牌照来了!众安已正式接受首批用户注册 美油库存意外攀升周三国际油价收跌 中国留学生在加遭绑架案一嫌犯落网父母赴加拿大 访华前这个国家的总理说“感谢中国体谅” 华硕回应LiveUpdate软件漏洞:仅数百台受到影… 清华大学成立天文系纳入理学院暂无明确招生信息 蔚来第一季度交付3989辆ES8其中3月交付1373… 两场71分的惨败,让火箭开始考虑西部第一了 天海称\"欠薪\"纯属造谣全力备战迎接水滴\"首秀\… 被手机厂商插了一脚家电企业到了最危险的时候?